在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之前，中国法学教育与有关考试和法律职业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并列的形式：法学院教育→国家律师资格考试→律师职业。
1978年4月起，枫桥地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试点的工作，得到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的首肯。这一系列的表格和档案，不仅是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，而且还反过来形成了对于管理者本身的制约。
在这一治理实践中，政府的经验可能转化为民众的经验，国家的资源可能发展成社会的力量，立法的局限在法律实践中得到补充，司法的有限功能则通过综合化的方式得到捍卫，而最终，被调动起来的民众可能会培养其独立的诉求，集体和国家的观念成为了维护个人权利的不可或缺的基础[27]。在枫桥经验发展的过程中，召开各种纪念大会和现场会，一向是重大的政治节目或事件，比如1973年，当地召开了十周年现场会，掀起了学习枫桥经验的热潮。一日即每月10日为领导信访接待日。重视组织建设也非枫桥地区的独创，而是根源于共产党的另一个深远的政权建设的传统。镇综治工作中心根据村（居、企）和协作站摸排上报情况，对前期所做工作和下月不稳定因素预测情况进行整理汇总，每月向有关部门通报。
从表面看，在调解中，当地的村规民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而枫桥镇在村规民约的制定上，似乎也有明确的标准，即上合国家大法，下合社情民意。枫桥经验的研究者或观察者往往存在两种倾向，要么简单化地认为枫桥经验完全体现了群众民主和创造力，体现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等[30]。但是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期，过去的一些做法已经不合时宜。
民生还包括人们在养老、居住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救助等方面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，从而使人们安居乐业、实现社会和谐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：还是靠法律靠得住。单纯为了化解矛盾而花钱买平安、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做法，在短期内似乎是可行的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其会损害民众对规则的合理预期，反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。法谚云：法是公平正义之术。
[26]（P154）这就精辟地概括了中国要实行法治的原因。但不容忽视的是，法治实践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与阻力，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，其原因不仅有历史、文化等方面的因素，还有对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观念困惑和误区。
实践中，面对巨大的维稳压力，我们的维稳成本居高不下，各级党政机关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。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，人才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，才能够真正享有尊严。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，可以有协商、调解、仲裁和裁判等多种方式，其中的每一种解决方式都应当被纳入法治的轨道。而且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市民社会已逐渐培育和建立起来，社会各个阶层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，要保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也需法治予以调整。
社会治理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，并将之写入宪法，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。第六，法治的关键还在于引导公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。另一方面，法治能够通过有效分配社会资源，解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问题，保障公民安居乐业、幸福安康。二、法治的社会治理功能从西方的经验来看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，西方要么如大陆法通过复兴罗马法传统，通过成文法来规范社会，要么像普通法通过判例法形成规则约束行为，这些都是通过确立依法治理的框架来回应社会治理的需要。
通过分解法治实现过程中的步骤和措施，制定战略规划是完全可行的。市场是交易的综合，其中充满了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。
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，但是，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。凡是能够通过调解、诉讼、仲裁等方式化解的矛盾，或者已经进入法定程序解决的，应当依循这些程序来解决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规则治理与民主治理不可分割，在法治社会，正当的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，反映了民众的期望，符合民众的利益，体现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，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遵从，这也为民众遵守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。[10]（P30）在此意义上，人权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地位象征，而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，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，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。三是法律应当保持内在的一致性，立法者应当不断通过修改、补充等方法来使法律符合社会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。因此，我国政治语境下的法治并非薄维度的法治。努力降低犯罪率，规范多元纠纷解决机制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，充分保障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和私权。对此，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实现国富民强、社会和谐。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市场主体为利益所驱动而相互竞争，彼此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。[10]董云虎等：《世界人权总览》，成都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1。
一旦发生纠纷，人们能够依循法定的程序去寻求救济、有序地解决纠纷。当然，良法的理解和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问题，它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：一是制定完备，即法律应当是类别齐全、规范系统、大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，且各项制度相互之间保持大体协调的制度体系[7]（P25）。
在法治社会中，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[16]，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易的总和，而物权法、知识产权法等确定了明晰的产权，为交易确立了前提。
法治作为一种规则治理模式，能够引导人们选择行为方式，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，形成按规则行为的习惯。而人治是一人之治，即完全根据特定个人的判断、选择与决定来进行治理，往往由个人的言语发布命令、指令，其最大特点在于个人的随意性和内容的模糊性。离开法治搞民主必然会出现社会的混乱无序，甚至出现无政府的状况，也无法真正实现民主。人治社会缺乏对统治者的监督和制约，容易导致个人的专断和权力的过分集中。
（一）法治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有几千年的人治历史，其中存在过许多盛世时期，如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康乾盛世等，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进一步完善执行程序，化解执行难、执行乱的问题。
健全的控权制度以及保护私权的机制，可以有效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从而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。法律的规定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的形式表现出来，其条文或者内容具有明确性，使人们清晰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，实现社会的规范和有序，这诚如荀子所云君法明，论有常，表仪既设民知方[22]，即规章制度设立后，人民了解，则方向明确。
[3]（P114）英国学者戴西也认为，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主要特征。（二）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，法治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。
在一个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，人们才能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。从过去几百年的发展经验来看，这种治理模式总体来看是成功的，它为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持。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、资源掠夺和恶化、生态破坏等一系列副作用。[37]Richard Wilkinson, Kate Pickett. The Spirit Level: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. New York: Bloomsbury Press, 2009.[38]Brian Z. Tamanaha. On the Rule of Law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4.[39][41][42]参见戴耀廷：《香港的宪政之路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0。
当然，法治绝不意味着以法律来治理一切。因此，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，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。
第四，依法行政与建立法治政府。但是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仍缺乏全面推进法治的规划。
[8][16]郑成良：《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》，载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，2000(4)。[34]周永坤：《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》，载《暨南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，2006(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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